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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即是要揭示规律，解释现象。这些规律和现象的解释，一旦约束条件清晰，放到一般意义上亦可成立，即可能成为理论。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似乎已经习惯了将研究对象、视角和重心放在解释现象、关注热点乃至政策效果，关注其对现实的适应性。至于历史，似乎已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
但是，研究适应现实的理论问题，不能忽略历史的作用。历史影响现实发展的路径，离开了历史研究，将难以有效地探寻现实发展的约束条件，以至于错误地解释现实，或忽视某些重要的规律。
例如，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一度并一直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制定，都强调借鉴欧美等国的先进经验，期望尽快解决中国公司治理的效率和效果问题。在借鉴国外经验的选择路径上，有一种观点是言必称美国，选择公司制度和金融市场成熟发展的美国作为标杆，这一论断本身没错，但对于需要迫切改善效率和效果的中国公司制度发展来说，显得缥缈和具有过于浓厚的理想主义。
从美国公司制度的实践来看，由于外部发达的股权融资市场和持股高度分散化的特征，管理层的行为约束主要借助于市场的力量来实现。因此，借鉴至我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一个简单化的思维，即大力加强市场和法治建设。加强市场和法治建设，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市场和法治建设，并非一日可成。美国之所以拥有发达的外部金融市场，并构成公司行为的重要约束力量，与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联。
回顾美国银行业的发展，McFadden 法案、Glass-Steagall法案以及银行控股公司法案可以看作是最有冲击效应和影响力的三项法案。它们决定着美国金融机构的运作框架长达70年之久。
1927年通过的McFadden法案限制了银行的跨域经营。因为该法案的影响，许多只能在限定的区域内经营且提供有限的产品及服务的小规模银行构成了美国的基本银行体系。禁止跨州设立分支机构使得商业银行被定义为“单元银行”，除在自己的州内经营业务外，在其它州没有任何一家分支机构或办事处。这个法案造成了许多社区银行的形成，并在渠道拓展上增加了许多成本。
1933年通过的Glass-Steagall法案创建了三个不同的行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业。政府在这些行业之间设置了很大障碍来阻止多样化的大型金融公司成长过大而漠视公众利益，甚至超出政府的操控范围。尽管规避这些法规有很多创新的途径，例如建立银行控股公司和非银行子公司等，但因为法规规定银行业产品提供不能多元化，造成银行的相对竞争力下降，不能为他们的客户提供全套的金融服务。1956年通过的银行控股公司法案限定了银行的经营活动。
这三大法案极大地限制了美国银行业向公司融资的能力，对于现代大规模工业的发展来说，信贷资金难以保障公司规模的扩张，正基于此，对于迫切需要发展巨额资金的美国工商业，促进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并依赖于这一市场的发展，成为替代的不二选择。
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成熟起来的，其配套制度建设、乃至社会心理变化并非短时期内完成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的资本市场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市场，也直接影响了美国公司治理制度发展的路径和效率。
到了20世纪末期，当简单的银行产品已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增加的需求、同时国外银行和国内其它金融机构已开始蚕食银行市场份额的时候，历史随之改写。随着1994年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法案的实施，政府开始允许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自开放跨州经营之后，跨州分支机构的数量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而银行总部的数量则逐年减少3.5%。1999年，美国政府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废止了Glass-Steagall法案，修订了银行控股公司法案，并准许了全新的金融控股组织的设立，它可以从事保险业并经营有价证券，可以经营商业及投资银行的业务、投资和开发房地产以及其它相关的活动。这标志着自1933年来Glass-Steagall法案中对美国的商业银行、证券和保险业间跨业经营所设限制的解除，从而扩展了金融服务领域里的发展机会，并促进了银行之间甚至金融业间的友善并购。到2001年底，美国的所有州全部实施了跨州设立分支机构的政策。这带来了美国公司融资渠道的重大变革。多渠道融资渠道的变革，也为公司治理的国际趋同铺平了道路。否则，美国的实践是任一经济体难以模仿和复制的。
认识了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及其对公司融资路径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理解美国公司制度的建设和管理层行为约束上为何更多地依赖公开市场力量，而非某些具体的利益诉求主体。这一背景，与中国公司的融资路径，与中国公司管理面临的约束条件，大相径庭。因此，简单地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设和市场监管，期望解决所有或关键的问题，也就成为空想。
正从这一意义上说，任何一项研究，都最好而且不能脱离历史，重视了历史研究，才能有效理解今天的路径选择。这一路径选择，也就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在这些约束条件之下，寻找解决问题之道，似乎才是正确之路。
总之，历史可鉴。
